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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的追求(周梅)


添加时间:2014-04-03 16:34:53 来源:新闻中心

   1991年春天,一个阳光和煦的日子,一辆绿色吉普车在原始森林的集材道上蜿蜒遄行。
  大兴安岭,这位绿装的母亲,为大自然调适了温馨的空间环境,庇护了我们的祖先,奉献了大厦的支柱、铁路的睡枕、坑道的脊梁。可惜,她身上也留下被掠夺后的累累伤痕。当气候变暖、环境恶化,人们开始意识到森林调节气候的巨大作用时,前人和我们自己不合理砍伐的恶果愈益显现。
  冯林教授清楚地知道,这片寒温带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兴安落叶松林所扎根的土地,地处于欧亚大陆冻土带南缘,冻土层较薄,对气温升高和外界变化极为敏感,是我国唯一高纬度多年冻土区。另外,就在这片一望无际的森林中,还蕴藏着我国最大的森林湿地,还有冻融、水土流失、森林火灾……它亟待保护,亟待长期定位监测。而且,它特殊的水、土、气、生条件也决定了这一地区在全国森林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缺了它,就犹如一张网还没有收边。
  这一次的长途奔波,正是为了编织“大网”的边缘,建立一个他盼了多年的森林生态定位站。
  冯林祖籍广东省鹤山市,1933年生。他出生六个月父亲病逝,孤儿寡母,住在香港九龙黄大仙区,艰辛度日。他十八岁开始在香港英国泰航空公司发动机股当徒工。1951年进入香港中国航空公司机航组当雇员。1952年7月,他辞职回广州报考大学,怀着对祖国北京的向往和对大自然的好奇,他报考了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1958年,已毕业留校的冯林支边来到内蒙古林学院。几十年来,他倾尽全力为林业教育和生态事业无私奉献。
  一天傍黑,这一行人来到根河林业局招待所。草草地填饱了肚子后,一位学生为冯老师打来一盆热水,等学生洗完脸再进来时,冯老师双脚泡在热水里,人已经歪在沙发上发出了鼾声。这个盹没打了10分钟,他又把大家召集起来,开始布置明天的选点工作。
  车到牙克石,冯老师放下行囊,便操起电话和林管局领导联系。汇报完了,不等林管局送他的车赶到,便又要赶当晚火车去海拉尔办事。这回他是独自行动了。助手和学生来送他,为了省下每人五角钱的车费,冯老师提议步行上站。看着学生不解的神情,他又补了一句:“散散步,看看牙克石的夜景嘛。”说着便出了宾馆,迈着碎步,直奔车站而去。只见他步履轻松,竟哼起了歌。经过半个月日夜奔波劳顿,这项林业部将投资百万的大项目有了着落,谁不喜在心头笑在眉梢呢?冯老师的情绪感染了大家,他们都加快了步伐赶上冯老师,一路说笑着向车站走去。……谁料,三天后,助手到家,学校已接到长途电话,说冯林在海拉尔冠心病复发,此刻正在呼盟医院抢救。
  这样的抢救已不止一次。农历马年(1990年)将近时,冯老师几经周折,总算拿到了林业部科技司同意建立森林生态站的意见。下一步还需要主管的蔡延松副部长批示。冯老师从部里得知蔡副部长此刻正在牙克石。恰好建站要在大兴安岭,去找蔡副部长,同时向大兴安岭林管局提出建站设想,岂不一举两得?冯老师急星流火,不顾家人阻拦,只身一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在牙克石,没用两个小时,他已与有关同志一道和蔡部长谈完。抱着装有批示的公文包,他怀里揣着一团火。事不宜迟,午后,他登上了通往沟里的火车。
  腊月三十,空荡荡的库都尔林业局招待所里只有值班人员和这位唯一的旅客。林业局领导知道冯老师来,要派人陪他过年夜,冯林硬是把他们推走,让他们回家团聚。他自己也正需要忙里偷闲,休息一下。
   情绪放松下来,冯林一下感到胸闷、气短、心脏难受,眼前一阵眩晕,歪倒在沙发上。他知道,是冠心病又犯了。他艰难地从上衣袋里掏出救心丸含在舌下。天出奇地冷,冯林还从未经历过零下47℃的严寒。一个冷清的年,冯林教授倒喜欢这样的冷清。
  呼盟医院的病床上,没有了在库都尔林业局招待所过年时那么心神宁静。为建这个生态站,他已奔走了两年。
那是1989年底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研究论证会上,他提出填补寒温带的空白,在大兴安岭设立一个森林生态站,真正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森林生态研究系统,与全国当时10多个同类站形成网络。
  建立这样一个森林生态定位站不仅对于全国的森林生态系统研究意义重大,对大兴安岭林区的生产和学校的教学也有直接的影响。当时,他身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林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内蒙古生态学会副理事长和内蒙古林学院营林生态研究室主任,这也是他能力争由内蒙古林学院来主持这个项目的基础。
  此时的冯林开始四处游说。从林业部离休的部长、现任的部长到科技司长、资源司长、教育司长、计划司和财务司有关处长,从林学会理事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只要能找到的,他挨个找了个遍。十年一剑,他终于拿到了部里的一纸批文和拨款。
  然而事情远不是到此为止。回到内蒙古,他又开始轮番找当时的农委、林管局、林业局、水利局的局长、总工和有关的处长们。常常是某个部门提出什么材料,冯林便当即打回电话给学校转告助手立刻起草、打印、很快送去。
  一次内蒙古科协召集的纪念世界地球日专家教授座谈会散会后,当时的自治区副主席阿拉坦敖其尔对他说,“我们自治区有更多像你这样的科学家就好了”。几个月后,当他们再次相遇在大兴安岭时,阿拉坦敖其尔嘱咐当地领导要支持冯教授的事业。春节前,自治区政府召集各界知名人士座谈。冯林又见缝插针,向到会的自治区主席布赫谈起建立生态站所遇到的问题。会后不久,布赫同志果然按他的请求给有关部门打了电话。同行们说,冯先生的韧劲儿感动了上帝。
  最难办的是选址,有不少朋友劝说,“你坐在家里也完全可以著书立说,干嘛非要搞这个整天钻深山老林的生态站呢?”
  “是啊,遇到的麻烦真是难以尽数,我有时也会灰心,也很懊丧。办一点事为什么竟这样难。”可是,很快他做通了自己的思想工作,又开始四处奔波。
  一次在外选点考察,同行的几个人这个说鞋底穿了,那个说露了脚趾。冯老师说:“你们年轻人就是费,看我的鞋,跟我到过苏联、美国、加拿大”。说着抬脚给大家看。一位眼尖的同志指着冯老师露出吸汗袜的鞋洞,大家一阵哄笑。冯老师仔细一看,果然自己的鞋也露了个洞,他坐在路边,从包里摸出一个胶卷盒子垫在鞋里,自我解嘲地说:“一次性的鞋垫,不用洗” 。他记得起买胶卷,却忘了给自己买双鞋。也许是性格,也许是命运,他认定了这个事业,就要想方设法办成。有这股劲儿,事情才能有结果。
   最难越过的是资金紧缺的关。冯老师在掂量着每一个铜板,计划怎样以最少的钱办更多的事。他要求大家先工作,后生活,连续两年夏天,他有钱不盖房,却和助手住在原始林中的四处露风的帐篷里,盖的都是自己从家里拿去的被子,吃的是发粘的馒头煮白菜,喝的是沼泽中流过的浑水,可每天的伙食费谁都不能不交。
  两年下来,他请北京农业大学研制出了适宜原始林观测的小气候自动记录仪。同时,自己研制的降水量数据传感记录仪也填补了国内空白,深受同行们的关注,还有单位订了货。
  然而,困难的事情还在后面。如果参照兄弟站点建站经验,林业部的第一笔拨款18万真如杯水车薪。光是架设三个铁塔,预算就需13万5千元。
   一次,冯林到内蒙古政府办事出来,一瞥之下,发现了院里高高的电视接收塔。他转身来到政府办公厅,没头没脑地问,楼旁的塔是哪儿买的?被问的那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待明白了他的意思后,便热心地介绍他去找广播电视厅。之后,他找到了北京。
   当北京天线队的师傅们受雇到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安装塔架时,都大叫不合算。他们到过全国不少地方施工,从来没有这么难干的活,这么艰难的环境。小咬叮、蚊虫咬、住帐篷、喝雨水,一天过四季。在空人踏上去都颤颤危危的沼泽地里,要护着背负沉重铁架的链轨拖拉机从十几公里外到现场。有时车爬上近20度的斜坡,几乎要翻车,师傅们还得冒险跳上车头,坐在铁架上压,保持车平衡。而在别处施工,都是铁架到位,只管竖起就得。
   然而十几天干下来,这些师傅们不好意思再发怨言了,他们看到年近60的教授每天随他们一起做多少次“三级跳”从塔头甸子中走到十多里外的山上。白天他和大家一起刷漆、拉绳、爬到32米高的铁塔上安装仪器,晚上还要起来几次给炉子添火。那位工头感慨地说:“我在校园里长大,但从来未见过这样的教授。”铁塔竖了起来,比原预算节省4/5,且优于原设计。
  他们用两年时间建成的森林生态定位站比起国内其他同类站来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可是却引起同行的极大关注。20世纪90年代时,自动记录还没有兴起,别的站测雨量,都是人工观测,而大兴安岭森林生态定位站却能采用自行设计制造的仪器了。当时,大部分站辐射、温湿度等每天都得人爬铁架观测,而冯林的生态站包括土壤热通量和地中温度等8项71个光、热因子全部自动观测,数据自动贮存。一位全国著名的森林生态专家在现场对冯林说:“你们起步最晚,花钱最少,技术设备最先进。”
   谈起生态站的前景,冯林眉飞色舞,一改他平时不苟言笑的风格,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代。那时他回大陆就立志要为祖国的绿色事业献丹心。为了这个绿色的追求,他从香港回到大陆,从北京来到内蒙古。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的理想并没有褪色,他的热诚也没有丝毫的削减。相反,他的目标愈来愈明确,立足点也越来越高。
   绿色的追求,不仅仅是冯林和他的同行们的事业,也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理想!   

 

作者简介:
周梅,女,蒙古族,1960年5月,辽宁锦州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79年9月至1983年7月在原内蒙古林学院林学系学习,1983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现任生态环境学院副院长、国家林业局内蒙古赛罕乌拉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站长。
 

[责任编辑: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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