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想着一个世界知名的母校

王鼎

    北大、清华是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学。对这类名校及其学生社会上都投以崇敬的目光。在羡慕名校的同时，我更多地思考和探索：如何使母校 —— 内蒙古农大成为中国名校，乃至世界名校。只是久思不得其解。不过，一次国外讲学的经历似乎给了我点启发。
    1999年10月，我去西班牙巴塞罗那参加学术会议。在会议结束的聚餐桌上，我认识了一位白发苍苍的法国教授。谈话中我了解到，这位老先生原来是法国斯特拉斯堡医学院病理研究所的所长。也许是谈得很投机的缘故吧，会餐快结束时，他很礼貌地问我：“如果我能请您到我们学校做个学术报告，我将十分荣幸。不知您可应允？”他的诚恳，好像容不得推辞，我只好答应了。
    会议结束后一周，他给我发来邀请信，并寄来头等位的车票。当时，我正在瑞士巴塞尔做访问教授。巴塞尔离斯特拉斯堡大概只有两小时的车程，我如期赴约到了这个古老的学府。所长请了不少该所的学术要人。我讲的题目是“线粒体与肿瘤的关系”。我记得大家都很用心地听，并提出许多问题，对于他们的问题我都做了详尽的回答。会议结束时，所长给予客气的评论。其中，他说道：“我非常高兴听到这次报告，这是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学术领域。”最后，他深情地对我说：“通过这次讲座，我们不仅了解到线粒体与肿瘤的关系，而且，更了解了中国，蒙古的学术研究如此深入。”他们大概不太懂中国的地理历史，尽管我几次告诉他，我来自中国内蒙古，他还是一再称我来自蒙古。出于善意和尊重，不能再说破了，只好写给他我的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
    我一生好学，到处做学生，受中国传统的熏陶，总是谦恭有余，聆听中外老师的报告。过去我们总是请来洋教授，谦虚地倾听人家的讲座。老外在台上，我们在台下，这已是司空见惯的规矩了。好像从来不会想，我们在台上，洋人在台下，让洋人听我们的讲座。可是这一次，我登上法国高等学府的讲坛，我在台上，洋人在台下，我不是学生，我是教授了，足足地过了一把给老外作学术报告的瘾，展示了中国内蒙古教授的风采。对那次讲座后，我的感觉太好了，那真是我一生最开心的一天。就是那一天，骄傲的法国人知道有个内蒙古，做了一回内蒙古人的听众，知道内蒙古的学术也有不凡之处。可惜，过去这样的机会太少了。客观地说，也不完全是机会少，更主要的是我们不敢那样去想，不敢去争取机会。我们的大学听过不少洋人的讲座，试问：有多少人想过走出去给洋人讲学？反正我是没敢想过。经过那次尝试后，我冒出了新的想法：如果内蒙古农大的学生老师敢于这么想，敢于闯出去，平等地给洋人讲座，就会拉近我们的母校与一流大学的距离。我对知名大学有了新的诠释：知名，世界上都知道这所大学的名，但不是静候人家知其名，而是要走出去，主动告知其名。
    那天学术讲座后，老所长请我去饭店吃饭，去他家请夫人献咖啡，浏览欧洲议会大厦。人们说这是法国人对贵宾的礼遇，我摊上了。午饭是在一所外观很不起眼，但是内部却古朴别致的老饭店。那顿中饭，吃了三个多小时，换了数不清次数的杯盘，最后又是甜点、又是冰激淋，悠闲的法国人真自在啊！席间老所长，和我谈起肿瘤，我说到动物肿瘤和实验肿瘤。听我介绍完我们的肿瘤研究后，他赞赏地说了不少话，最后他补充说：“您的知识面真广啊！”听着这种赞许，我并没用“中国式”的推辞，也学着外国人的腔调说：“谢谢夸奖。不过，这是我的病理导师张荣臻教授教的。”“张荣臻？”他对这个名字不熟悉，我自然向他介绍了一翻。他说：“要是有机会，我想见到他。”可惜，张先生作古了，如果他在，把这位大师推到国外，把他的学术传播到国外，外国的学者在知病理学大师的名之后，也自然会知道内蒙古农大之名了！
    我做梦都想我的母校能成为世界一流的知名大学。通过这一次学术交流，我深深地认识到大学不能傻等，大学要培养学术大师和有志的学生，要去国外讲学，要其学术名望要让世人知，师生的姓名也让世人知，而后学校的名就自然为世人所知了。知名并不是目的，在知名的同时，我们会平等地与国际学者交流，也会用最快的速度学到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以此，对祖国和人类做出卓绝的贡献。

作者简介：
    王鼎，男，汉族，1940年1月出生，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58年9月至1966年7月在原内蒙古农牧学院兽医系攻读学士、硕士学位，现任内蒙古中蒙医院主任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