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对他，我们永远不只是敬重 ----访我校园艺专业创始人林维申教授
添加时间：2009-07-15 09:47 来源：新闻中心 记者:刘行
我不求名、不求利，只想我走之前将我的知识传授出去;我不抽烟、不打牌，不做一切浪费时间的事，满脑子想的只有怎样让农民富起来；我永远不可能看不起农民，如果我看不起农民也就是看不起我的父亲、爷爷。
——林维申
悲惨童年，却又如此有趣
1920
年，林维申出生于江苏省
赣榆县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三岁时举家逃荒到青岛谋生。那时，他有了人生的第一缕记忆：那是一个装粪的筐子，父亲将我、姐姐、姑姑一起放在里面，用小车推着开始了流亡生活。
到青岛，爷爷、父亲给人拉货车，母亲给一看大门的工人当奶妈，而他的工作便是每日提着一个小木桶到处捡煤核、钉子、玻璃、木块等，每天捡够一桶算完成任务。那时的他总喜欢跑到垃圾堆里面去捡别人扔了的东西吃，他说那时的西瓜皮特别好吃，看见别人吃过西瓜把皮一扔，他便扑过去捡起来，舔舔皮上的泥土，满意的吃起来。有一次，他正坐在垃圾堆旁吃西瓜皮，一个日本女人走了过来，手上提了一袋瓜皮，皮上还有红瓤。日本人将皮扔了给他，洗得干干净净，他兴奋不已，多么好吃的瓜，那又是多么幸福的一刻！
或许是各种坏东西吃的太多，他似乎成了“抗病品种”，当其他小孩纷纷因为疾病与饥饿死去时，他却没有，只是不长个子。然而，他的父亲却没有那么幸运。在他7岁时，父亲积劳成疾、贫病交加，最终没有逃脱死神的魔掌。试想，每日在艰苦的劳动之后却只能吃从市场上捡回来本用来喂猪的白菜梆子充饥，能不病吗？父亲的离世留下了他、爷爷、奶奶、母亲、弟弟、姑姑等10人，他们10人只能挤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房子内睡觉。家庭困苦，十二三岁的姐姐、姑姑们也只能外出打工，每日步行30里地给一家纺织厂织布，工作12小时，然而工资才3块钱每月，仅够买一袋麸子面而已。而他仍是拾着煤核吃着瓜皮，因为他个太小不能打工。11岁时，青岛爱国人士成立了一所贫民工读小学，看着孩子们都去读书，他也非常渴望，再三央求之下奶奶同意了他，因为奶奶希望他能认识几个字，将来拉洋车认识路牌，不至于迷路。自此，他开始了自己的学习生涯。
贫民工读小学的孩子们上午用手摇机织袜子，下午学习，每个月还能挣1块钱。那时的他便学会了五线谱，还学会了第一首英文歌《long long ago》，那时的他便看见爱国主义者李公朴留着长胡子在讲台上又蹦又跳，大骂蒋介石政府。他爱上了学习，每堂课总是认真听讲，可两年后小学的倒闭又只能宣布他艰苦却有趣的学习生涯的结束。然而，13岁的他对知识何等渴望，又怎能放弃学习。他来到另外一所小学，找到教务主任、校长，可他们都不愿接纳他。最后，校长给他出了4个问题，两道数学题、一道常识题和一道作文题，他都顺利完成，最终又得以上学。而今，他仍然记得那几道题，他回答五卅惨案就是洋鬼子把中国人杀到马路边去了，而五三惨案则是日本鬼子把蔡公时还有许多中国人给杀了。他记得他的作文是写他家的悲惨生活；写姑姑、姐姐裹了又被放开的变了形的脚；写有个人有势利眼，看见要饭的就嗤之以鼻，看见有钱的就阿谀奉承…
历经磨难，十年离家终学有所成
1936
年，他以全校第二的成绩考入青岛市中学。虽然仍然不需要学费，可是家人并不愿意他读书，在学校吃米糠也得要钱，可那钱哪里来？无奈之下，善良的老师们集资将他送到1000余里外的济南一中，并为他凑足了生活费。济南一中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中学之一，那里治学严谨，要求严格，所有同学只要一科不及格就会被开除，哪怕是音乐。而他，尽管每个月只有五六毛钱的生活费，吃不饱，但他的成绩仍然优秀，上课依旧认真。他说，他很满足，因为他能学到知识，也因为学校里的玉米糊糊很好吃。
好景不长，一年后，抗战爆发，学校被迫停课。当别的同学都收拾行囊回家的时候，他却陷入愁苦：怎么回家，回家又能干什么呢？无奈之时，校长说话了：“不愿当亡国奴的孩子们跟我走！”于是，他还有其他几十名无家可归的同学跟着校长开始了流亡读书之路，在日寇的炮声和飞机轰炸中步步南下。一个人饿的死，但一群人绝对饿不死！这是校长的哲理，也正因为此哲理，他们一路步行从山东到河南、湖北再到四川，队伍竟发展到2000余人！回忆那段岁月，他无比兴奋，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是最团结的，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甚至是山寨土匪、地主、鸦片烟馆老板全都会给他们资助。至今，他仍然记得那句歌词：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打来，炮火枪口，到头来都是一样。
两年的流亡读书生活结束，他们
步行3000多公里，一路读书，一路撒播革命火种，来到了举目无亲的巴山蜀水之间，
最终在四川绵阳扎根，成立四个分校。
然而，抗战中的
“
天府之国
”
并非富庶之乡，
“
一杯白水辞旧岁，两碗青菜迎新年
”
是师生们艰辛生活的写照。潮湿的气候，使很多人患了疟疾、痢疾、疥疮，
再加上条件艰苦，学生每天只吃两顿饭，贫病交加，学校几乎没天天死人，于是校方又成立了第五个“分校”，名叫西山观。那是死人的学校，没有校舍，只有一片片新坟。同学不断死去，一句顺口溜随即流传开来：不打篮球，不锻炼，早睡晚起，省油省米。然而，艰苦的条件并没有削减他学习的激情，他的成绩总是第一。他仍然热爱运动，篮球、排球、跑步、扔手榴弹都是都是他的特长。1941年高中毕业，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国立中央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四川大学、朝阳法学院等四所名牌大学。要知道当时的录取比例是200：1。然而，即将入学的他却无法圆梦，因为他的个头从高中刚开始时的1.50米猛蹿到1.75米，他的衣服全被撑破甚至不足以遮羞。无奈之下，他只能放弃学习，选择工作以补衣食。两年后，他再一次考入中央大学，进入园艺系学习。
国立中央大学时解放前全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抗战时由南京迁往重庆，其前身东南大学有“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之誉。在那里，他广泛学习各种知识：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经济、园艺、机械制造、加工贮藏…他知道各种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他也知道英语的重要性，因为当时的课堂上几乎听不见汉语。
四年拼搏终修正果。离家十余年，当家人都以为他离开人世时他重回青岛，顺利的找到了家人。家人不胜欢欣，因为他上了大学。然当他说自己学的是学种地的学问时，家人又痛哭流涕，因为他们受尽了农民的苦，因为他们永远不会了解种地的学问。
扎根边疆，诚恳敬业成果丰硕
1948
年，大学毕业，他受聘到山东大学园艺系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迁往济南在新成立的山东农学院任讲师。自那时，他便开始了“太阳能利用率如何在农业提高”的研究。也是从那时开始，他每年给高教部写信要求要到条件艰苦的边疆任教，要到新疆到内蒙古到西藏。1954-1956年，他的番茄种植技术突破亩产3万斤，《人民日报》头版予以报道，可这在当时社会并未而引起轰动。
1958
年，高教部领导跟他短时间谈话，说内蒙古只有畜牧学，没有园艺学，希望他赴边任教。他毫不犹豫的答应，从此开始了在内蒙古农牧学院的任教生涯。
在内蒙古农牧学院他组织筹建园艺专业。经过多年努力，建立了各种日光温室，塑料大棚及标本田，实验室和研究室，满足了科研、教学需要，为后来园艺系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在全内蒙古办培训班做科技讲座，生产规划，技术现场巡回指导工作，每年数十次。他还创全国大棚黄瓜、青椒亩产最高纪录。
时至文革十年，全国掀起了打倒右派，对知识分子迫害活动。浮夸风、大跃进的运动中，无知的红卫兵见哪个知识分子都迫害，可就是不迫害他。在大众面前，他总是一个勤奋敬业，乐于奉献的楷模。然而，对旧社会荒唐可笑的思想始终让他站了出来。当时有一句俗语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内蒙古有人竟称自己的麦田亩产60万斤。当大家都要开表彰会时，他却极其反对，他说对于那件事，刀架在他脖子上他也不会承认，他说人要实事求是，60万斤的小麦铺在地上有一尺厚，麦穗得有六尺长。于是，当时又给他开了一个批斗会。
1976
年文革结束，他开始了正常的教学生活。那时，在内蒙古七千余公里的边境线上，常年驻守边疆的边防战士面对万里边疆，能忍受孤独寂寞，能忍受单调无聊，可他们忍受不了艰苦的饮食条件。他们可以不吃肉，但不能不吃菜，那时的边疆无法种菜，外地的蔬菜运到边防时统统烂掉，长期如此导致战士们严重缺乏维生素A、B、C叶酸等营养素，引发各种病症，有的战士难负重压选择逃跑，逃跑后有的甚至葬身茫茫边疆。得知此情况，他自觉肩负起为边防战士指导蔬菜种植的工作，每个周一到周三，他提前完成自己的教学工作，随后就赶往边疆为战士指导。那时，学校的人们不理解他，闲言碎语疯传，说他不务正业，说他自私自利，可他却从来不申辩什么，他永远践行他那句话：不气、不怕、不愁，是心胸、体健康之本。
就是那种勤勤恳恳，不谋名利，没有鲜花，没有报酬，他一干就是13年。13年间，他几乎跑遍了所有边防站，从边防一团到三团再到十团，不知道指导战士们修建了多少个塑料大棚或农场，让他们哪怕在冬日也能吃新鲜的蔬菜。他付出了时间精力，没有得到金钱甚至遭到误解，但他获得了边防战士们的尊敬。他记得每次去边防站，领导都会亲自开车接送;他记得大雨滂沱，边防战士还在雨中等待他的到来；他记得战士们发自内心的喜悦以及对他深深的不舍。就在13年后的1989年，他收获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大礼堂，在十七家新闻媒体的镜头下，在中央、自治区领导以及边防战士的注视下，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颂扬他的先进事迹，号召全党全社会向他学习，并为他颁发“全国拥军优属先进个人”奖章。会上，他惊喜万分，因为在此之前他全不知情，还以为中央又要给他开批斗会。他说他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无所谓先进，可在别人眼中他的事迹有何等伟大。会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日报》等报刊皆以头版头条歌颂他的先进事迹。
1995
年，75岁的他从俄罗斯回国。自治区领导告诉他说，现在我区鄂伦春族已放下猎枪拿起锄头，定居下来改为农耕生活，可他们现在对于粮食、蔬菜的种植管理技术全不知道，问他能否前去指导一段时间。听到这些话，耳顺之年的他仍是义不容辞，毅然前往艰苦的鄂伦春族，在那里一呆就是三年。三年间，他一举将当地的黄豆产量从450斤提高到1200斤，他带领当地群众用木头盖起了20余座大棚，指导当地群众生产实践，使当地人民生活显著水平提高。三年后，当他即将离开鄂伦春那片土地时，一老者拉着他说：“我觉得你一定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从你的思想行动中的完全可以看出来……”然而他并非共产党员，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一员。
为国谋利，先进技术震惊世界
1989
年，69岁的他应前苏联政府和内蒙古国际贸易公司邀请到苏联赤塔州考察。那里地处高纬度，又值十二月份，白天温度竟低至-50摄氏度，一天光照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然而，在这种严酷的条件下，苏联人竟告诉他说想在三月份吃到在当地种的黄瓜，问他能否实现。经过三天的考察研究，他给与苏联人肯定的回答，条件是需要1000个800瓦的灯泡和15个热风炉。苏联人很爽快的答应了他的要求。随后，在一片质疑声中他开始了那次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实践。当时，跟随他的一个女研究生非常气愤，跑到领导那里反映他的“荒谬”之举。她肯定地说，如果
真能长出黄瓜，她用双手把自己眼珠子挖出来，嘭，摔到桌子上。可事实证明那位女同学的说法是错误的。三个月后，黄瓜奇迹般的长大，产量近千斤。随后，他将产出的黄瓜寄给各州的领导，所有人皆无比震惊。乘胜追击，他又与苏联方面谈判，每种出一吨黄瓜换二十吨尿素，满洲里交货。那一次他又种了十五亩地，到最后除去从中国带去的工人每月近千元的工资，他净赚三十余万人民币，但这些钱都作为外汇给了国家。
前两次的成功震惊了当时的世界学术界，各国相关组织纷纷邀请他前往工作、指导，莫斯科、乌克兰、伊尔库茨克等地邀请他前去种植蔬菜。后来，他选择了乌兰乌德一地。他在乌兰乌德承包了
1000
公顷土地，从内蒙古聘请了
1000
余名工人前往工作。那一年，即
1991
年，他又为我国创造了
2000
余万元的外汇。想到那时，前苏联白菜一公顷只有
10
吨产量，然而用他的技术却达到
40
吨。他提议将尿素拿到满洲里货口岸卖，
800
元每吨，每次货到那里总被一抢而空。到
1995
年，他已在前苏联、俄罗斯等国工作了七年，他说他该退出了，他已经
75
岁高龄。到莫斯科，市长亲自挽留，却被他委婉拒绝，因为他知道他的祖国更需要他。
回国后，他一方面潜心研究他的拱形单层面温室和大行距种植模式，一方面积极奔走，为广大农民做技术指导，讲解栽培技术。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太阳能机器，不停运转，不停地创造。
2003
年，他的拱形单层面温室研究成功并获得国家专利，该专利技术理论上能在低温
-45
摄氏度，不用加温，不用化学肥料的条件下达到普通产量的
2-3
倍，专利价值
2000
万元。他的专利技术以及栽培思想再一次得到国内外的关注，国内外各组织机构学术论坛的邀请函如雪片一般飞来，每年都得收到数十封。从牛津大学学术论坛到中国科学家论坛，太多太多，可他一个也不愿意去参加，他说他只有那么多时间、精力，除非将他分为几块。美国和英国的两家学术机构已经向他发出邀请函愈十年，可他从未答应出国工作，他说如果将祖国的技术给了外国人，他岂不成了汉奸、走狗？他一心想着为祖国谋利，一心想着为祖国人民做实事，却忘记了自己，更忘记了名利。
艰苦朴素，人生追求矢志不渝
或许是年轻时代承受了太多的痛苦，以至于他现在以不知道什么叫做痛苦。儿时的他将吃到几块带红壤的西瓜皮当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青年时的他将玉米糊糊当做美味佳肴，而今呢？而今，他仍然保留着那份极易满足的心，很多个中午、晚上都是他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家里又他一个人，于是他习惯上了吃方便面，两包福满多加一个烧饼，就是他的午餐。“方便面就是好，又好吃又方便，烧饼也非常好吃。”他满足的说。殊不知，他已经耄耋之年。或许，一碗浓浓的玉米糊糊又成了他的晚餐，他总会提到以前，现在的玉米糊糊可比以前的好吃多了。或许，就是这种积极、简朴的生活态度，让他年逾九十依然头脑清醒，身体健康。让他
20
多年没有被疾病甚至是感冒困扰。他说，虽然他的厕所里有卫生纸，但他从来不用，因为他有报纸！看见厕所里那一沓沓剪得大小一致，整齐摆放的报纸时，笔者肃然起敬，这才是一个真正值得敬畏的老人。
在他的字典里，你找不到困难二字。时间回到
1950
年，那时他在山东大学任教。当时世界科学技术属前苏联发展最快，俄文学术书籍不断出版。他想从俄文书籍中汲取养料，可是当时的他并不懂俄语，哪怕一点点，于是他跟着俄语老师学习。一星期后，他发现自己什么也没学会，他想，那想学也不得十年才能会了。于是他买了一本英俄字典和一本俄语学习小册子开始自学。那时的他每天白天正常工作，晚上加班到十二点甚至更晚。起初，他每个星期只能搞懂一句话，后来，每天他就能搞懂一句，再后来只需一个小时，一分钟……短短三个月时间，他已经能阅读当时的俄语蔬菜杂志。也在那时，他的脖子上长了一个大的脓包，医生说是劳累过度所致，让他休息三个月，之后他的病情果然好转。不断地学习使他不断进步，三年后，他的俄语达到山东大学俄语老师的水平；
四年后，他已经能独立翻译俄文学术著作并相继翻译《蔬菜栽培学》（上、中、下）《苏联集体农庄蔬菜栽培的组织》等书籍。而对成功，他坦言自己并不聪明，他有的只是努力。
永不止步，他的奋斗没有终点。他太忙了，找他办事，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他的白天几乎没有了空闲时间，能供他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有晚上
8
点到
12
点，早上
6
点到
8
点，这段时间也就是他用来学习研究的时候。
90
岁的他并未放弃学习，《中国蔬菜》《温室园艺》《园艺学报》《科学中国人》《北方新报》是他每期必看的报刊。此外，英文刊物和计算机书籍他也涉猎，当然，读书看报是他早晨的工作，晚上，他喜欢一个人静静的研究他的学问。
2003
年至今，他已经将他的专利从第三代升级到第十二代，可是他仍不满足，他说：“完美只是暂时的，而缺点才是永恒的。别人说我懂得多，我说对，我的确比某些人懂得多一点，但是谁又知道我不懂的有多少呢？”夜里工作到十二点甚至一点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累了，他会唱些镌刻于心的英、俄或中文歌曲，那些歌陪他走过太多年。
学习心得，基础知识永远重要
对林维申来说，知识永远那么有吸引力。从小学便开始学习语文、数学、外语、音乐、美术、地理等课程一直到大学，他从未感到厌倦，他认为那些课程都是基础课程，他认为经济管理、生物、化学、物理等都是专业基础知识。他举例袁隆平种植杂交水稻的例子，孟德尔、摩尔根的例子说明许多基本知识都应该牢记于心。他说，以前他讲完课后爱出一道题，题目看似简单：西红柿什么时候播种、栽培，采收几个月？然回答很困难，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栽的，是中国还是美国，是澳大利亚还是俄罗斯，因此他们还得很好的学习地理知识。
那是
1965
年的时候，一个从四川来到乌海的人不懂栽培时间，将
40
亩地的苗子在
4
月
20
号就栽倒地里了，可是他并未意识到那个时间段随时都可能有可能霜冻，一般的苗子都应该在
5
月
20
号左右栽。一天，那个人非常焦急的向他请求帮助，说第二天有霜冻，苗子可能被冻死，该怎么办？他想起一般人在霜降时采用升火烟熏来升高温度的方法，可这种方法哪能行得通。他想到了浇水的方法，水在液态时每下降一摄氏度放热
4200
焦耳；而
0
摄氏度水变
0
摄氏度的冰时，要放出
81*4200
焦耳；更不可思议的是，冰升华时所放热量更比水变为冰时放热更多。这样，根据水的三态变化，经过计算得苗地需要热量与水所释放热量，即可计算需要往地里浇水的量了。他说，如果不懂得“水的三态”的基础知识，就不可能想到类似方法。
他说，农业是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把水和二氧化碳做原料，把照在叶面上的太阳能通过光合作用变成碳水化合物，把太阳能变成贮藏能，构成植物各种器官（根、茎、叶、花、果实）的产业。而今全球农、林、草业对太阳能的利用率只有
1%-3%
，产量为
1000kg/
亩的水稻的利用率只在
2.6%
左右，照在田间没有植物利用的太阳能是人类利用的太阳能是人类财富的最大损失。他说，这些都是基础知识，只有学好基础知识才能为实践指明方向，在实践中创新利用。
累累硕果，于事业、家庭、人生
不该做的事一点也不做，包括偷懒、说闲话、贪小便宜等，这是他的原则。对事业的全身心投入铸就了他人生的大丰收，曾任《中国园艺学报》编辑委员、中国园艺学会常务理事、内蒙古园艺学会理事长、全国蔬菜工厂化育苗研究开发协会理事长等职；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第六、第七届政协委员；两次被授予内蒙劳模，四次获全国和地区拥军模范；1991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创建内蒙古农牧学院园艺系，培养大学生30多届，硕士研究生4届；多次受邀参加国内外学术论坛…
在事业有成的同时，他的家庭一样圆满。7个儿女全都学有所成，他们中有内蒙古科协副主席、
内蒙古农牧业厅总农艺师、原包头市委副秘书长、巴盟盟长，也有的在美国和加拿大留学、工作。他说，没有不好的子女、学生和干部，出现了问题，责任虽由本人负，但根源与父母、老师、领导的教育、引导、关心和帮助有关。
70
年前，他前程似锦的妻子放弃了去名牌大学深造的机会，毅然嫁给了他，帮助他安心做学问，二人相濡以沫直到
2004
年老伴去世。自那时起诺大的房子就只剩他一个人。然而，他并不愿意跟儿女住一起或乔迁新居，因为那房子里有他和老伴的记忆，他知道她一直都陪着他，他从不孤单。
谈话之余，他拿出
70
余年前的歌词本，打开硬黑变形的封皮，里面薄薄的竹纸似乎还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那上面有百余首他喜欢的歌曲，《思乡曲》《红豆词》《初恋女》《马赛曲》《噢
玛利亚》《
long long ago》《I well see you again》
…每一首都抄的如此工整，每一首从他心底唱出的歌都如此令人感动，那声音时而轻快时而舒缓，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每一首歌他都唱的如此动情，如此清晰。他说，他想到儿时在青岛，一帮小孩开始还和一个日本小孩玩的高兴，可不一会儿就把那个日本小孩打的哇哇哭，而他们却笑着唱着打到日本鬼子的儿歌。他说他想到流亡读书时他们成立了一个狂飙剧团，他任团长。他们一路唱歌、跳舞、演话剧为部队、百姓演出。剧团一到部队战士们便不让走，到最后断了腿的战士甚至爬着出来挽留。然而，他忘记的总比想到的多，他忘记了
他们曾在成都连续上演
9
场抗日剧目，为抗日将士募捐
6000
多元，支持了当时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他忘记了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学校发动他们为前方将士做棉衣棉鞋，做手工义卖募捐，并向抗日根据地延安送了一批又一批学生，成为输送抗日力量的
“
红色摇篮
”
…
谦谦君子，他可敬、可爱更崇高
他可敬，又可爱。他是一位智慧的老者，却又像是一个美丽的天使。在笔者面前，他永远都是微笑，因为他很乐观，他说如果不乐观的话他早就死了。他从不嫉恨别人，更不陷害别人，从不做亏心事，他说要是那样他也早死了。对生活、对生命，他是如此乐观、坦然，试问现在的人有几个能像他一样？他说、如果你到哪里别人都喜欢你，走了之后别人想念你，你就成功了——如此看来，他绝对是成功的！
他可爱，更崇高！他一生兢兢业业，不慕名利。在前往苏联种植蔬菜的过程中，他只要求拿自己工资，拒绝将赚的外汇私分；而今，每年数十封邀请信对他来说毫无吸引力，他只愿意踏踏实实做事，不愿意为名利奔波。他乐于奉献，一心为民。只要农民来找他，无论多忙，他也没有不接待的时候，而且帮忙从不收一分钱。他频繁奔波于省内外，努力推广自己的栽培技术。因为很多人对他的技术都还没有认可，他只想早日让农民们都富起来。他孜孜不倦，死而后已。虽年近九旬，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他要休息，他从来都是精力充沛。前段时间，受黑龙江黑河市政府邀请，他只身前往中俄边界城市为人们指导温室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并签订了合作合同。此外，他还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那里的教授邀请他探讨如何提高太阳能利用率的问题。谁知，他那一去就是
21
天
…
对他，我们永远不应只是敬重。他是一个真君子，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虽然不能在政治上治国平天下，但在农业栽培技术上他却在不断努力！时光倒转，我们看见了
100
多年前的孟德尔，经过
8
年不懈努力，孟德尔发现了生
物遗传的基本规律，然而人们对孟的研究成果却置之不理。直至孟逝世后的
16
年，摩尔根的研究才证明了他研究的正确性与巨大价值，一个属于孟德尔的时代终于来临。我们又看见了
40
多年前的袁隆平，那时候的袁研究杂交水稻并未有显著成果，结果被打为典型的右派，人们骂他是个笨蛋，骂他几年研究什么成果也没有。但是，到袁出成果的
1976
年，到杂交水稻在湖南广泛推广的
1986
年，袁隆平最终获得了成功。似乎，他和孟德尔、袁隆平有相似之处，人们并不完全理解他的努力、他的技术，但他真的只希望通过他的努力能让人理解接受，让更多人受益，让更多人富裕！
他，好人一生平安！
责任编辑：赵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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