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朱生玉:我所了解的王秉秀教授

王秉秀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畜牧业经济管理专家，是我国畜牧业经济管理学科创始人之一。我与王老师是校友和同事，与他一起工作了将近30年，值此王秉秀教授80华诞之际，写下如下文字，记录我所了解的王秉秀教授，以示祝贺。

王秉秀教授于1929年出生在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机义乡中辽西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5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大学期间，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刻苦钻研有关农业经济与管理方面的理论，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大学毕业前夕，我国正进入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他深入调查研究，并主笔与其他两位同学共同撰写了论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资料公有化形式”，此文于1955年发表在《北京农业大学学报》第一卷，第一期上。这是王老师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初显端倪，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老师们的赞赏。

1955年大学毕业，王秉秀教授自愿来到内蒙古农牧学院（现为内蒙古农业大学，下同）任教。当时学院还未设有经济学类系或专业，但具有内蒙古地区特色的畜牧、草原和兽医等学科，激起了王秉秀教授的极大兴趣；作为中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的内蒙古大草原，也让他萌发了钻研内蒙古畜牧业经济问题的理想。

王秉秀教授在从事教学的同时，广泛参与社会实践。他毕业后20多年一直坚持深入牧区调查研究，探索内蒙古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途径。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实践，他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和资料，并将它们及时地充实到了教学中，丰富了教学内容，这也为后来进一步研究自治区与我国畜牧业经济打下了深厚基础。

在社会实践和牧区调查研究过程中，王老师总是深入到畜牧业生产第一线。为了直接与牧民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促进工作的顺利开展，王秉秀教授用心学习并初步掌握了蒙语，极大地方便了调查研究工作。这也反映了王秉秀教授对调查研究工作的认真态度。

1980年，经农业部批准原，内蒙古农牧学院决定新建畜牧业经济管理系，王秉秀教授作为筹建领导小组的成员，参与了建系的论证和申报工作。他为学院起草了“关于在内蒙古农牧学院新建畜牧业经济管理系的论证报告”，并上报中央和自治区政府有关部门。报告详细论证和阐述了建系的理由、畜牧业经济管理专业的方向和侧重点、建系需要的条件以及如何积极抓紧进行筹建工作等问题。1980年下半年，中央和自治区政府正式批准建系申请，同意设立畜牧业经济管理专业，建立畜牧业经济管理系（现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前身）。建系期间，王秉秀教授被任命为系主任。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建系工作千头万绪，任务繁重复杂，困难很多，遇到了缺少师资，缺少图书资料，缺少经费和办公教学设备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王秉秀教授依然信心十足地带领系领导班子，殚精竭虑，日夜操劳，着手抽调师资队伍，制定教学计划，建立图书资料室等项工作。功夫不负苦心人，通过一年的筹建工作，1981年开始正式招收第一届畜牧业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从而于1985年开始有了自己培养出的畜牧业经济管理专业的毕业生。为适应本系教学的需要，他不断地从区内外高等院校财经类专业招进毕业生从教，后来又从前三届毕业生中选留了10多名品学兼优的学生留校充实教师队伍，很大程度缓解了当时师资短缺的问题。经过五年左右的不懈努力，一支基本满足教学需要的以青年人为主的教师队伍建立起来。这为后来平稳地实现老教师与青年教师有序交替创造了良好条件。在提高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方面，王秉秀教授提出了多种方法和途径，首先是采取了“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法，即请国内外著名专家教授来校讲学，进行学术交流，另外就是把教师送出去，到全国知名和重点高等院校进修提高。其次是让教师到农村牧区蹲点，与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更好地进行社会经济实践和调查研究。第三方面就是选送少数青年教师到国外学校攻读学位、进行短期参观访问和学术交流活动。这些办法为提高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秉秀教授连续10年任系主任，他牢牢把握党的办学方针和政策，积极推动师资队伍和图书资料室两大建设，并多次调整教学计划，鼓励教师开展科研活动，大力加强与区内外高等院校农牧业经济系的交流与合作，使新建的畜牧业经济管理系很快走上健康发展轨道。在畜牧业经济管理系的建立与成长过程中，凝聚了王秉秀教授的大量心血和汗水，他为此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王秉秀教授长期致力于畜牧业经济管理的教学和研究，全身心地投入，长时期超负荷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业绩。在畜牧业经济管理系建立之前（1955年至1979年），王秉秀教授主要为畜牧、兽医和草原等专业学生及进修培训班学员讲授 “农牧业会计学”、“农牧业统计学”、“农牧业经济与经管管理学”等课程。在不断完善这些课程内容及体系的基础上，他与教研室几位老师合作编写了学院各专业使用的《社会主义农牧业经济与经营管理学》教材，还编写了自治区农村经济管理干部学习班使用的《社会主义农业牧经济与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讲义》、畜牧与草原等专业使用的《社会主义农牧业经济与经营管理学》教材，这些教材都在全国兄弟农业院校中进行了交流。

畜牧业经济管理系建立后，从1981至2005的27年间，王秉秀教授先后为专科、本科、研究生和各类进修培训班讲过“畜牧业经济管理学”、“中国畜牧业经济学”、“畜牧业经济发展专题”和“农牧业企业管理学”等课程。王秉秀先生在教学过程中，特别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他的目标不仅是要把相关理论和国家和自治区不同经济发展时期提出的方针、政策、目标、对策介绍给学生，而且要把农牧业生产及经营管理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及时总结充实到教材中。他非常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不仅传授科学知识，还教育学生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研究问题。

建系初期，在畜牧业经济管理专业教学计划和后来教学计划的调整和改革过程中，王秉秀教授特别重视实践教学，他提出要突出抓好学生深入农村牧区实习的三个环节，一是教学实习环节，要求学生在老师指导下，深入农村牧区参观访问，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并写出课程论文；二是生产实习环节，由教师带领学生到农牧业生产第一线，与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生产、管理综合实习，培养学生爱劳动、爱农牧民，走与农牧民相结合的道路，提高学生农事操作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同时，要求每个学生选择一个农村牧区经济问题，深入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三是毕业实习环节，要求学生在老师指导下，选定论文题目，拟定调查提纲，自选实习地点，进行调查研究，撰写毕业论文。通过实践教学不仅使学生进一步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而且锻炼和提高了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提高了学生调查研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加了他们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经验。

王秉秀教授长期从事畜牧业经济管理的研究，在畜牧业经济管理学科造诣颇深。他累积了丰富的实践知识，具有系统而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自治区和全国畜牧业经济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上世纪80年代初期，王秉秀教授主编了全国高等农业院校通用教材《畜牧业经济管理学》（在正式出版之前，作为试用教材在全国共印刷发行2万多册，1985年由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后再版，共印刷发行10多万册）。这是我国畜牧业经济管理方面第一本教科书，该书以我国畜牧业经济中的各种问题为研究对象，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认真研究总结了我国畜牧业发展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作了理论上的概括阐述，从而使教材对我国畜牧业发展具有了较强的指导意义。教材在体系和内容方面，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既突出了畜牧业部门的宏观管理，又注意了畜牧业企业的微观管理，具有理论性、应用性和可操作性，是一部具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优秀教材，为全国农业高等院校和各地畜牧业经济管理干部培训班广泛使用。教材也充分体现了王秉秀教授为畜牧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和教材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该教材约三分之一的内容是由王秉委教授编写，其中第二章《畜牧业生产结构与布局》对于我国畜牧业生产布局问题做出了系统性的论述；第十章《畜产品商品交换与价格》，利用当时最新的统计资料，对我国畜产品需求增长的必然趋势作了有力的论证，为制定我国农牧业发展战略提供了可靠依据。同期，王秉秀教授还担任副主编，编写了《畜牧业经济手册》（农业出版社出版），参与了《经济大辞典》（负责畜牧经济部分）的编著（上海辞书出版社与农业出版社出版）。这两部著作都是大型工具书，共计760余万字，在全国有广泛影响，对教学、科研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60年的教学生涯中，王秉秀教授治学严谨、求真务实、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不仅向学生传授了科学知识，还经常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教育他们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为此深受学生的信任和尊敬。1989年，王老师由于在畜牧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86年，王老师获得了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奖。他还多次荣获内蒙古农牧学院优秀教学成果奖和教学质量优秀奖。

王秉秀教授不论是在改革开放前还是在改革开放后，都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深入农牧业生产实践，通过调查研究，取得了十分重要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前，从内蒙古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3—1956年）至畜牧业全面发展时期（1957—1966年）再到“文化大革”时期（1967-1976年），王秉秀教授从未间断过深入牧区进行畜牧业经济调查研究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的建议，如“养牛经济效益的分析”、“乌兰敖都牧业社牲畜入社形式的调查”、“关于锡林郭勒种畜场发展农牧业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调查”、“金星社入社形式及收益分配的调查”、“牲畜总增、纯增、出卖、屠宰的比例关系及畜群构成、羯羊屠宰年龄的经济效益调查”、“对锡盟调整畜群结构问题的初步意见”、“三个问题（两定一奖、马匹出售、牧区税收）的反映——西乌旗的调查”等。这些调查报告都在第一时间及时地反映或报送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农牧部、计委、农办、畜牧局等），受到各部门及领导的重视及采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内蒙古的畜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是内蒙古畜牧业发展的最好时期。在这期间，王秉秀教授对畜牧业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取得了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主持和参与过多项科研，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多次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自治区畜牧业经济学会、社科联、中国经济统计学会的优秀论文奖。

1984年，王秉秀教授在内蒙古“呼盟国土资源考察”研究项目中，负责农牧业经济部分，他带领老师和学生收集了大量资料，经过整理、综合、分析，由他执笔完成了最后报告。王秉秀教授主持的“内蒙古马匹产销及其对策的研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内蒙古马匹滞销积压、经济效益低下、数量急剧减少、急需为马匹发展开辟新途径的背景下提出的。世界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都出现过由于马匹在农业耕作、短途运输和军事方面用量急剧减少，马匹生产过剩、销售不畅的问题。但由于当时我国和自治区对马的问题尚无系统研究，而且项目研究涉及生产、销售、加工、流通等多方面问题，既是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涉及到多方面的技术问题。王秉秀教授利用他多年来对畜牧业研究所积累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经过认真研究和技术性的试验，提出了发展肉用马匹，开发马匹其他多种用途和价值的措施和对策。这项研究成果为自治区乃至全国制定马匹产销的综合对策和规划，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了依据，也为自治区畜种结构的合理调整提供了重要参考。

20世纪90年代初期，内蒙古自治区出现了畜产品流通不畅，渠道狭窄，价格波动大，“卖难”和“买难”等问题，直接影响畜牧业生产和农牧民的生活。全区性的畜产品流通受阻，严重影响了畜牧业生产发展。对此，王秉秀教授提出并主持了“畜产品流通及价格问题的研究”项目。这项研究成果全面而系统地提出了促进畜产品流通的对策措施，特别是系统阐述了外国进口畜产品冲击国产畜产品的体制原因，提出了保护国内畜产品市场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对我国开拓畜产品流通渠道、深化畜产品流通体制及价格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也为自治区制定“八五”计划和有关畜产品流通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王秉秀教授在改革开放以后，为自治区各盟市旗县主持了多项有关农牧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研究，如“乌审旗经济发展战略规划” 、“临河市农业发展中长期战略规划”和“苏尼特右旗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等。在制定这些战略规划过程中，他组织并带领师生，对当地农牧业经济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级领导、干部和农牧民的意见，提出了规划指导思想，明确了农牧业发展方向和任务，并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实施规划的措施。编制的规划具有上下结合，总体规划和行业规划、专业规划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特点。王秉秀教授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态度，受到了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赞誉。这些规划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对农牧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1986年，为了推动羊毛业生产的发展，以缓解我国羊毛供不应求的状况，王秉秀教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我国羊毛供求状况及对策的探讨》学术论文。此文对我国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特点、羊毛生产与价格的关系、少数民族工业与外贸的关系以及社会利益分配与财政的关系等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剖析，提出的建议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十几年中，我国畜牧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我国历史上畜牧业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为了总结成就和经验，王秉秀教授发表了论文《认真总结经验，促进我国畜牧业发展》，该文章详细地总结我国畜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进一步提出了促进我国畜牧业发展对策和措施，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王秉秀教授在我国畜牧业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所作的科学研究和撰写的许多学术论文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际应用价值。为内蒙古自治区和国家制定畜牧业发展战略提供了科学依据，为自治区和国家畜牧业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王秉秀教授从教60载，曾多次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及各盟市相关部门的邀请，参加农牧业发展方面的咨询会议，提出了许多有关畜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1971年9月他参加了自治区党委召开的全区农村牧区政策座谈会，会后受党委委托起草了“内蒙古农牧业发展十七条”意见，当年10月形成“关于当前农村牧区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并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正式下达各盟市贯彻执行。“规定”在牧区工作和畜牧业生产建设方面，强调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基本政策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然适用，必须贯彻执行；重申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牧区大部分实行“两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重申牧区要坚持“以牧为主，农林牧结合，因地制宜，全面发展”的方针，发展牲畜要数量、质量兼顾，以提高质量为主；重申允许社员饲养少量自留畜政策；重申坚决反对平调，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搞好劳动计酬，克服平均主义，正确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这个“规定”在当时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扭转牧区政策“左”的错误，但对于缓解“文化大革命”初期牧区强迫扩社并队、没收自留畜、砍掉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等倾向起到了限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刹住了 “穷过渡”的歪风，对于调动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稳定牧区经济、恢复与发展畜牧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1987年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牧区工作会议”时，王秉秀教授受国务院的邀请，以专家身份参加这次会议，并发表了关于牧区畜牧业如何发展的建议，受到了与会人员的普遍关注。

王秉秀教授从教六十年，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畜牧业经济管理人才。如今，学生遍布内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党政部门和产学研各个领域，可谓桃李满天下。在王秉秀教授八十华诞之时，成就此文，算是我与王秉秀教授相处多年的情感抒怀。但由于时日已久，王秉秀教授的许多教学和研究成果散失，文中所述未臻完善，缺漏不当之处敬请予以指正为幸。

祝王秉秀教授健康长寿！